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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会之居士佛教思想辨微

杨文会之居士佛教思想辨微

  作者:包其锐

  清末民初,许多承受着社会忧患和世俗生活压力的知识分子都将眼光投向了佛教,试图从中找到解决生命价值问题和提供终极关怀的新的理论依据。于是,体现着传统文化与现代性相结合的近代居士佛教作为一种令人瞩目的社会现象产生了。杨文会即是其中最为耀眼的佛教居士和佛教学者。

  杨文会(1837—1911),字仁山,安徽石埭(今安徽石台)人。生于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卒于宣统三年(1911年)八月十七日。据史料记载,杨文会自幼聪明过人,好读书,但无意于考举做官。太平天国革命军进攻安徽时,他随家人辗转迁徙于安徽、浙江、江苏之间,历时达10余年之久。在此颠沛流离期间,他广泛读书,涉猎天文、地理、历数、音韵以及黄、老、庄、列等各种经典。他善于交际,常与好友赋诗做词,并以此为乐;性情豪爽,喜欢舞刀弄枪,善骑射技击之术。因而,杨文会不但是一个好学深思的学子,还是一个多才多艺的青年。但是,直到此时,杨文会与佛教尚未产生过深之因缘,仍是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

  1862年,杨文会偶得佛教经典《金刚经》一卷,读后甚觉微妙,开始对佛教产生好感。不久又于安庆某书铺购得《大乘起信论》,初置案头,未暇寓目。一直到第二年因病无聊读之,遂爱不释手,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之后,在书店看到一部《楞伽经》,研读之后对佛教的兴趣达到顶点。从此,心向佛教,立志于佛教事业,开始了其刻印佛经以传法、注释经典以立法、授徒讲学以弘法的一生,其居士佛教思想对近代以来佛教的复兴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刻印佛经以传法

  当杨文会开始致力于复兴佛教时,他开始意识到刻印佛经是一项不可回避的艰巨任务。因为佛教的发展必须以佛经的流通为基础,只有使经典广泛流通,才能普济众生,繁荣佛教。而当时由于战乱频繁,不少佛经刻版都被毁坏了,这无疑严重地影响到佛法的流播。正是在此背景下,杨文会发愿刻印佛经以传法。

  同治五年(1866年)杨文会移居南京,在主管政府建筑工程期间,结识了深通佛学的王梅叔、魏刚己、赵惠甫、刘开生、曹镜初等人,常在一起讨论佛学,并就如何通过刻印佛经来振兴佛教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同年,他与十几位好友共同募捐集资,在南京创立金陵刻经处,经营刻印佛经事业。他们刻印的第一部经书是《净土四经》,由杨文会亲自担任校刊。在这段日子里,他白天奔波筹措,晚上则潜心研究佛学。每天校刊刻印之余,或是诵经念佛,或是静坐观想,经常忙到天亮。正是由于杨文会等人的不懈努力,使得他们所印制的佛经,质量很高,受到人们的普遍赞誉。

  同治十二年(1873年)杨文会又研究造象,请画家绘制极乐世界依正庄严图、大悲观音像等,将之与搜集到的古代名画佛像一起刻版流通。1886年,杨文会随刘芝田出访英国,在伦敦时结识了日本佛教学者南条文雄,了解到中国古代散佚的佛教典籍,有许多保存在日本。杨文会常想把失佚的佛教经典找回以刻印,只是苦于没有机会。1890年,杨文会的内弟苏少坡有事出游日本,便托其带信给南条文雄,请其帮助搜集中国失传的佛教典籍。经过杨文会等人的不懈努力,陆续从日本找回我国失传的经疏300余种,他从中择其要者,出版了《汇刻古逸净土十书》等。这一刻印书填补了中国佛教史上的许多空白,在中国佛教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二、注释经典以立法

  杨文会不但以刻印佛经为己任,还通过注释佛教经典以建构自己的佛教思想体系。

  杨文会一生注释经典甚多,已刊行的有《大宗地玄文本论略注》4卷、《佛教初学课本》及注各1卷、《十宗略说》1卷、《观无量寿经略论》1卷、《愿生偈略释》和《坛经略释》等。杨文会还用佛教教义诠释儒、道二教经典著作以会通三教,如《论语发隐》、《孟子发隐》、《阴符经发隐》、《道德经发隐》、《冲虚经发隐》、《南华经发隐》等。除此之外,杨文会还著有《等不等观杂论》等在诠释佛教经典基础上形成的论著。以上注释和著作于1919年,由金陵刻经处编辑成《杨仁山居士遗著》,流行于世。

  杨文会通过注释佛经,建构了自己规模宏大,博而不杂的佛学思想。纵观杨文会一生,教宗华严,行在弥陀净土法门,同时对禅宗、唯识宗等几个宗派都有所涉猎,并取得杰出的研究成果。他自称大乘之机,启自马鸣;净土之缘,因于莲池;学华严则遵循方山;参祖印则景仰高峰。可见其思想范围之广!杨文会教导人要专心学习,彻底贯通因明和唯识学,并以此作为振兴佛法的重要途径。而到了晚年,则以净土为归宿,认为净土法门是佛法修行中的最高法门。总括杨文会的佛学思想,我们会发现其特点是调和佛教诸宗,注重义学的探讨,开一代佛学研究之新风。

  三、授徒讲学以弘法

  杨文会在刻印佛经与注释佛典之余,还身体力行地授徒讲学以弘扬佛法。早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他就与英国人李提摩太合作,将《大乘起信论》译成英文,向英美人士弘扬佛法。第二年,他又在上海会见了锡兰(今斯里兰卡)的达摩波罗居士,并赞助他从事印度佛教复兴运动。接着着手编撰《佛教初学课本》等书,以便初涉佛法者能够轻松入门。他还准备创办佛教学校,面向社会招收学生,以培养弘法人才。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杨文会经过精心的充分的准备,终于在金陵刻经处设立佛教学堂,并取名“祇洹精舍”。该佛教学堂是当时佛教学校中最有组织,办学宗旨最为明确,同时教学也最为新式和充实的佛教学校。杨文会还自编佛教课本,同时聘请诗僧苏曼殊教授梵文和英文,以期培养出兼通中西文字和佛学的高质量僧俗,为赴印弘法作准备。经过长时间的辛勤耕耘,这所学堂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僧俗,而其中有20余名成为中国近代佛学研究的中坚和领袖,太虚大师和谢无量居士等近代著名的佛学研究者即是这个学堂的学员。但是,由于这个学堂是非盈利性的机构,所以两年后即因经费困难而停办。

  在遗憾之余,杨文会仍然一如既往地践行着授徒讲学的准则。1910年,他与别人一起创立了佛学研究会,自任会长,并亲自为学徒讲授佛学。

  四、杨文会居士佛教思想的影响

  杨文会通过40多年的刻印佛经以传法、注释经典以立法和授徒讲学以弘法的居士佛教思想,对中国近代佛教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推动了佛教在近代的复兴。

  首先,杨文会通过刻印佛经使得很多佛教经典得以完整保存,从而保障了佛教经典得以在社会流通,佛法得到广泛的流布。这样,为佛教扩大了影响范围,使佛教的义理、仪轨等知识能够为社会大众所了解,进而吸引了更多的信众,使得佛教在近代以来得以繁荣发展。而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他计划刻印出版的《大藏辑要》虽然没有最后完成,但重要的著述已经刻印了很多,如三论宗嘉祥大师吉藏的《三论疏》、法相宗的《唯识述记》、《因明述记》、天台宗的十疏之六和一些杂著及善导的《观经疏》等中国久已失传的要典,都从日本寻找回来,并校刊流通。这不但丰富了中国佛教典籍的宝库,促进了佛教各宗的发展,而且为近代学者们的佛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其次,杨文会通过注释佛教经典使得许多经典能够被更多的人所了解,而杨文会在注释佛教经典基础上所著的成果,既繁荣了近代以来的佛学的研究,又扩大了佛教的影响。他通过编写《佛教初学课本》等书,方便了许多文化水平低的人接触和认识佛教,扩大了佛教的社会生存基础。特别是他调和佛教诸宗,注重义学探讨的佛教思想,开了一代佛教融合和佛教义理研究之风,为中国近代佛教的复兴奠定了基础。从此,中国佛教开始了近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佛教步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一直延续到今天。

  最后,杨文会通过授徒讲学不但弘扬了佛法,还培养了许多弟子和学者,为近代以来佛学研究的繁荣奠定了人才基础。他于金陵刻经处设立的佛教学堂“祇洹精舍”,通过梵文和英文的教授,培养出了20余名兼通中西文字和佛学的僧俗,为赴印传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他创办的佛教研究会,使得对佛学感兴趣的人能够集中在一起,互相交流,直接推动了佛学研究事业的发展和繁荣。更为重要的是,杨文会通过办学堂和成立佛教研究会,培养出了一大批弟子和学者,这其中既有太虚大师等佛教高僧大德,又有谢无量、欧阳竟无等佛教居士,还有谭嗣同、章太炎等佛学研究学者。而这些人中的一些人,成为了复兴近代佛教和佛学研究的主力军,如太虚的“人间佛教”与“佛教复兴运动”,欧阳竟无对唯识学的复兴等,即是由杨文会播下的种子而开出来的灿烂之花。

  总之,杨文会的居士佛教思想,即刻印佛经以传法、注释经典以立法、授徒讲学以弘法,为近现代佛教的复兴,以及佛学研究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值得我们去关注和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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