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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潮汕居士佛教的兴起

民国时期潮汕居士佛教的兴起

  作者:陈雪峰

  民国时期,潮汕居士佛教十分兴盛,此种情况,既是全国性的缩影之一,但也和潮汕本地佛教特点密切相关。民国时期中国佛教勃兴的大环境、本地佛教文化的源远流长、北方高僧大德的前来讲法、日本僧人对佛教的传播,均是十分重要的影响因素,在此背景影响下,民国时期潮汕地区居士团体也出现勃兴情况。

  关于民国近代佛教的兴起,著名佛教学者蒋维乔居士曾有过如此描述:“民国以来,战乱不息,人心觉悟,研究佛教者,乃不期而同,创设佛教会,刊刻经典,各省皆有此机关焉。”

  蒋维乔指出,民国以来,佛教所以有兴盛之曙光,其动机不外三端:(一)清末中外交通,西方学术输入,科举废,学校兴。学者思想解放,不复拘拘于儒家一孔之见。对外来科学,固喜从事研究,而对古来相传之学术,亦多为之整理,有文艺复兴之现象。(二)佛典单本之流行,得之较易,唤起学人研究之兴味。(三)元年至今二十余载,战乱不息,民生因苦痛而觉悟,遂皈依佛教,以求精神之安慰。故有革命时善战之军人,亦一旦屏弃万缘,祝发入空门者。有此三因,故南北各省佛教,一致勃兴,是不期而然之潜势力也。

  如果我们将蒋维乔所说的三种原因应用于潮汕本地的佛教兴起分析,可以说是基本吻合的,换一句话说,民国时期潮汕地区佛教的兴盛,和全国性佛教兴起的背景是一致的。与此同时,也要看到,民国时期整个广东省,佛教都十分兴旺发达。当时军政要人如陈济棠、陈铭枢、李汉魂,香翰屏,对于佛教均是情有独钟。陈济棠主粤时期,潮州居士王弘愿曾三度应聘赴广州六榕寺开坛灌顶,传授密乘,当时广州的军、政、学界社会名流亦有参加者。

  民国时期,潮汕地区十分动荡,也促使官吏士绅多数信佛。以揭阳县为例,是时县境中下层群众,特别是妇女,多把“祈佛求福”作为精神支柱;当时,净土法门也在揭阳形成一个固定派别。他们宣扬“西方极乐世界”、“修行方法简单”、“成佛容易”、因此尼庵、精舍、斋堂、佛宫等念佛场所遍布全县城乡。

  诚然,潮汕地区的佛教信仰一直是源远流长的,本地的大颠和尚、大峰祖师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高僧,影响巨大。以潮州市境内为例,有寺名和地址可考者,曾有大小庵寺达200座以上,其中市区即达百座。其分布之密集,不亚江浙一带。总而言之,佛教在潮汕地区有十分深厚的土壤。

  民国时期,佛教对潮汕地区影响之大,另一原因是北方来访高僧之影响。对潮汕本地佛教推波助澜的北方高僧有太虚、圆瑛、虚云等,这些第一流高僧的来访,造成万人空巷的局面,他们对推动本地佛教的世俗化,起了很大作用。

  民国35年(1946)10月,潮汕佛教界迎请虚云老和尚莅潮,主修“法界圣凡水陆普利大斋胜会道场”7日夜,远近云集,军政显要,间亦到开元寺参访。潮人饶宗颐特撰文登报,表示欢迎。道场圆满之夕,盛列华灯仪仗,鼓乐喧天,队伍千余人,出寺至南城外江边送圣,群众夹道观看,万人空巷,水泻不能,法会之盛,叹观止焉!

  由于对高僧人品的无比景仰,一流高僧的来访,使得民众对于佛教的信仰更为狂热。

  对于民国时期潮汕地区居士佛教的兴起,比较特殊的原因还有日本佛教的影响,特别是潮汕地区密宗之兴起,日本人起了很大作用。早在1904年(清光绪甲辰岁)2月24日,日本僧人高田栖岸来潮汕传教,他在汕头、澄海、海阳、惠来、普宁各县设堂布道,并在汕头仁和街设总教堂,潮人入教者数百人。

  密教进入潮汕,和王弘愿关系密切,1919年,王弘愿居士译日本权田雷斧大僧正所著之《密教纲要》成。旋寄呈大僧正,得嘉许,复令译所著之《大日经疏续弦秘曲》,是为潮州近代译经事业之开端,亦是密教于潮汕复兴之先声。

  以权田雷斧为代表的日本僧人积极来华传法,而本地僧俗释纯密、王弘愿也先后赴日本求法。从而使得东密之风在民国时期的潮汕地区十分发达,也成为潮汕地区别于全国其它地方佛教的显著特点。

  总之,民国时期,潮汕地区佛教团体众多,佛教活动频繁,而居士团体和僧人联系也十分密切。潮汕地区居士佛教的流行,诚如蒋维乔所讲:“居士之临时集合讲经会,请著名法师升座讲经,则无岁无地无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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