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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现代孝道文化新理念

培育现代孝道文化新理念

作者 : 王修智

 "百德孝为本,百善孝为先"。无论如何评价我国传统的孝道文化,都不可否认其更多的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其养老敬老的基本社会道德,是一份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我们应该以科学的态度来审视孝道文化,为其注入时代内涵,培育起现代孝道文化新理念。

  孝道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之一。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过程中,弘扬传统孝文化的合理内核,实现由传统孝道向现代新孝道的创造性转化,是至为重要的。这对于融合代际关系,实现家庭和睦,营造孝亲敬老的良好社会氛围,发挥贤孝文化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古人甚重孝道,这与古代推行的宗法政治制度和家国不分的专制统治有关系,是宗法制度的必然产物;这也与小农经济的物质生产长期不能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老人与小孩全靠成年家庭成员供养有关系。所以,后来孔子把孝道上升到理论高度,认为孝道是人生义务,是伦理道德的核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灵魂。以孝道立教,确立了孝道在整个封建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历代统治者为推行孝道文化做了大量的工作。

  确立了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将“孝”作为看人看事的第一标准和最大的否定标准。对孝的提倡,一个重要体现是选官制度。在唐代以前,主要是以乡举里选为特征的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各个朝代的选拔标准和科目并不相同,但“孝廉”一直都是其共同的重要内容。乡里出名的孝子,地方长官就有责任向上推荐,也可以直接任用。汉武帝以四科取士,四科各有偏重,但都要求孝悌廉正。唐高祖号召幼童读《孝经》,并设置童子科:“凡童子科,十岁以下能通一经及《孝经》、《论语》,卷诵文十,通者予官。”同时,人们如果出于各种原因而不愿为官,那么要“亲养父母”是最好的托词。

  封建统治者在彰扬孝行的同时,还重视对不孝的惩罚。“不孝”是夏朝在长期的法律实践中形成的较固定的罪名。此后,历朝法律如秦律、汉律、唐律、大明律、大清律中都有“不孝”的罪名,孝一直得到了国家礼法的维护。甚至在朝为官才能俱佳,但在事亲、孝德方面有误差的人,都有可能被罢免。《孝经·五刑》认为:“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在应受大辟等五种极重刑罚的三千罪行中,“不孝”是最大最严重的罪行。隋朝的开皇律继承了北齐的刑罚,并把“重罪十条”改为“十恶”,作为封建立法中的一项最基本、最重要的制度,在后世法典中历经1300年不改,是谓“十恶不赦”。而其中的“恶逆”、“不孝”、“不睦”的三不赦,只不过是不孝的情节轻重问题。

  树立了一批典型。在孝道思想的熏陶和培育下,出现了众多感人的孝敬父母的“模范”,其中“二十四孝”就是世代流传的代表。元代郭居敬辑录古代24个孝子的故事,编成《二十四孝》,序而诗之,用训童蒙,成为宣传孝道的通俗读物。二十四孝中有孝子也有烈女;有帝王、贤者、官吏、士人,也有普通百姓;有先秦人,也有汉、魏晋、南北朝、唐、宋等朝代人;内容有关于养亲、爱亲、侍疾、容亲、悦亲和思亲等。其中有理智的合理的孝,也有不明智的愚昧的孝,如郭巨埋儿得黄金、孟宗哭竹冬生笋、董永卖身葬父娶仙女等,显然是人们的附会,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和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不论二十四孝是否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它的广泛流传反映了孝道文化对各个时代、各个阶级思想和行为的普遍而深刻的影响。

  建造了一批载体。一是旌表牌坊。皇帝旌表寿民、提倡孝道,更具体地表现在建立牌坊上。明清时期各地石坊很多,多是嘉奖节孝的内容。如清康熙九年下诏命妇孀居至百岁者,题明给予“贞寿之门”匾额,建坊以银30 两。四十二年下诏,对百岁老人给“升平人瑞”匾额,建坊以后悬于坊上。雍正四年上谕:年过百岁者,赐坊银90两。到110 岁,还要增加赏赐。乾隆元年对130岁的湖北江夏寿民汤云山,共赐给坊银120两。乾隆二十六年,对广东南海杨能启除旌表外,又钦赐建坊。乾隆五十年,对五世同堂的100 多家均赏赐银两缎匹及建坊之银,等等。为表彰孝子、提倡孝行所建之坊,多在各个城内的最繁华之处,巍峨高大,精雕细琢。如山东兖州府的范氏石坊,系明末崇祯年间为大臣范淑泰所造,坊额刻“忠孝名臣”,通体采用透雕、浮雕和线雕等多种雕刻技法,上刻人物、神仙、花鸟、禽兽等,技艺精湛,有“天下第一坊”之称。

  二是家族祠堂。家祠也叫宗祠,就是家庙。古时士大夫都有家庙,《礼记·王制》记,为了聚合同族,祭祀祖先,建立祠宗。秦时尊君卑臣,没人敢营建。到了汉代,多建祠堂于墓地附近,后来无此限制,多建于宗族聚居之地。每年按时由族长率领族众对祖先祭祀。尊宗敬祖,当然是提倡孝道的重要内容。如山东曲阜孔氏,出于对孔子的无上尊崇,专门建有祭祀孔子的孔庙。而在孔庙内又建有家祠,供奉孔氏前三世祖(孔子夫妇、孔鲤夫妇、孔伋夫妇),以及“中兴祖”四十三代孔仁玉。始建于宋天禧二年,现为清代建筑,过去,每年孔氏家祭多在此举行。除各地家庙、家祠外,还有“孝子祠”、“忠孝祠”等。

  三是用“孝”命名的帝王陵墓。如明太祖的陵墓称“明孝陵”,清世祖的陵墓称“孝陵”。这两个皇帝均是当朝第一人。对其陵墓以“孝”命名,充分体现其后人尊宗敬祖之意。

  四是以“孝”字作地名。如山西有“孝义县”,浙江有“孝丰县”,湖北有“孝昌县”、“孝感市”,四川有“孝水县”,内蒙古有“孝安县”,山东临沂有“孝悌里”,山东平阴有“孝感镇”,河南永宁有“孝子村”,浙江诸暨有“孝义里”,台北有“忠孝路”等。

  形成了一些礼仪。节日风俗。春节、元宵节要向祖宗牌位上供、烧香、祭奠,全家人都向祖宗牌位叩头,晚辈向长辈磕头拜年。清明节,男女老幼都去坟地为已故的先人烧纸、上供、祭奠、叩头,叫做“上坟”。农历七月十五是中元节,也叫鬼节,主要活动是去墓地祭祀祖先。农历八月十五是中秋节,节前家家户户买月饼,都要带礼品去看望长辈亲友。农历九月九日是重阳节,人们要向老年人敬献菊花酒,以驻颜延寿,长生久视。农历十月一日是专去坟地祭祖的节日,人们要去祖坟烧纸、哭奠,已出嫁的女儿回娘家为已故的父母烧纸。除夕下午,人们要去家庙祭祖,去坟地烧纸、鸣放鞭炮。每户还要请“神主”,即在正房中摆上去世老人的牌位,放上供品,燃香点烛。

  礼仪习俗。婚姻嫁娶是人生的一件大事。旧时男女订婚,实行父母包办,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婚前一天,新郎要去坟地给祖先叩头,把祖先的牌位放在正房。结婚仪式上,新郎新娘要向父母(公婆)叩拜。新娘第一次走娘家回来,便由嫂子或婶母领着去祖坟祭奠,叫做认祖。之后,还要逐门给长辈磕头。对老人有祝寿的风俗。一般的祝寿,每逢生日,由子女等至亲带着寿礼参加,俗称“上寿”。老人去世,要举行丧礼,俗称“发丧”。丧礼是民间最重要的礼仪,要经过穿送老衣、报丧、戴孝、设灵棚、入殓、吊唁、宴客、出殡、安葬、圆坟等多个环节,一般要三四天或更长的时间。举行丧礼后,还要进行“七祭”、“周年”及二周年、三周年等祭奠活动。老人去世,子女还有“持服三年”的风俗。穿白鞋,扎白带,帽沿白边,留“百日头”,全家老幼不穿红着绿,三年内不办喜事,过年不早起,不贴红对联。

  家庭习俗。家庭无论人口多少,都讲长幼有序。对长辈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子不言父过,不直呼父名。给小孩起名不能和长辈同字同音。吃饭让老人先吃,同桌让老人坐上首。父亲去世,由长兄主持家庭生计。与父辈的亲友交往、庆吊由长兄负责安排。

  养成了一种风气。孝文化是涵盖一切关于孝的思想观念、理论制度、行为规范、文艺作品及相关民风民俗的社会现象和客观存在。虽然传统孝道中包含着一些封建的糟粕,比如愚忠愚孝、强烈的等级观念、绝对服从的奴性、个人权利与自由意识的淡漠和缺乏勇于创新的精神等,但孝文化毕竟奠定了中华民族传统伦理道德的基础,包含了许多宝贵的精华内容。如“侍亲睦邻”,强调上慈下孝,和睦乡里,促进家庭的和谐,维护社会的稳定。应该说,孝是人世间一种高尚的美好情感,能够起到完美人的品格、提升人的思想境界、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

  长期以来,由于孝文化的熏陶和约束,华夏子孙养成了温和、礼让、兼爱、和衷共济、热爱和平的性格,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人们之间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比如,孝文化孕育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成为维系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文化纽带,成为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显著特征。再比如,孝亲意识衍生出忠诚精神,把对家庭的爱上升为对民族、对国家的爱,培养了中国人民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孝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塑造民族精神的重要源泉,对于中华民族形成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传统孝道文化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

  家长作风制。其中最重要的是愚孝,就是将孝的观念极端化,变为孝行神话,以强化父权和君权。“ 父有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君有不明,臣不可以不忠”,甚至“父要子死,子不敢不死;君要臣亡,臣不敢不亡”(《朱子语类·卷79》)。父母去世,守孝三年。家庭暴力,司空见惯……家庭中没有半点民主可言。这是对孝的观念的严重歪曲,是孝的畸形发展。这也正是中国专制时代的特征和悲哀。

  家法衙门制。宋代以后的家训族规,无一不有“孝父母”一条,且都鼓吹家长要实行严厉的专制。《袁氏世范》中提出“子之于父,弟之于兄,犹卒伍之于将帅,胥吏之于官曹,奴婢之于雇主”,要求子女曲从父权的统治,做唯命是从的奴才。封建社会的家规家法是严酷的,有时甚至十分残忍。“家法伺候”曾是那时的一句令人毛骨悚然的断喝。在家规家法的影响下,家庭俨然如公府衙门。明清两朝,家规家法教育更有甚于宋代,有时甚至代替了社会的教化与管理。在专制宗法制度下,“人性关爱”是根本谈不上的。

  家国一脉制。《礼记·祭义》中引用孔子的话说:“立敬自长始,教民顺也。”古代统治者力倡“尊老”的根本目的是通过万民的“敬”而达到万民的“顺”,由孝敬父母始,推及要孝敬天下之尊长,进而敬顺天子人主。对平民百姓来说,大小官吏就是“大人”、“老爷”,县太爷乃是对其不得违命的“父母官”。家庭中的辈份等级森严,引申到各级官场上,同样是上下有别、座次严明。由此可见,在专制社会里,家庭中的尚老观念与社会上的等级观念是一脉相承的,那种过分强调顺从的孝礼氛围,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人的个性心理,影响了年轻人才的产生与发展。

  礼数太“精致”。有学者指出,延续了2000多年包括伦理文化在内的整个中国封建制度是一个“精致的包袱”。说它“精致”,是因为它富含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又说它是“包袱”,是因为其中的大量糟粕至今也与精华一起流传了下来,无声无息地烙印在人们的传统生活中和灵魂的深处,无法甩掉。中国古代孝道教育中充满着各种“礼数”。而这些礼数显示出繁缛、僵化、专制、重男轻女、等级森严等特征。在现代的礼仪教育中理应在汲取其真正“精致”部分的同时,仔细地剔除各种样式的糟粕和弊端。

  “百德孝为本,百善孝为先”。无论如何评价我国传统的孝道文化,都不可否认其更多的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其养老敬老的基本社会道德,是一份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当今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伦理道德正处于重构之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十分繁重,深入研究和大力弘扬传统孝文化中尊老爱幼、和谐友善等文化理念和思想资源,对于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培养良好的伦理道德规范,形成和谐友善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我们应该以科学的态度来审视孝道文化,为其注入时代内涵,培育起现代孝道文化新理念。这种新理念应包括如下内容:

  孝敬。这是传统孝道文化的根本,也是孝道文化新理念的基础。离开对老年人的孝敬,就谈不上孝道。在新时期弘扬孝道文化,首先要树立公民的孝敬意识。孝敬老年人,就是在家庭、在社会各种场合,树立起尊敬、关爱、救助老年人的良好风尚和精神状态。

  平等。这是孝道文化新理念的重要前提。在传统孝道文化中,没有平等的观念。在新时代,构建孝道文化的新理念必须扬弃这一文化缺陷,用平等的观念予以弥补。要讲社会平等、家庭平等,建立平等的亲情关系。如果只要求年轻一代单向地孝敬老年人,而没有老年人对年轻一代的关爱和理解,要构建新的孝道文化将会失去其社会基础。

  保障。这是孝道文化新理念的核心。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要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中国传统孝道文化里有保障老年人生活的思想因素,但从制度上予以保障,这是现代社会才有的新成果。因此,构建孝道文化新理念,从制度上保障老年人基本生活是核心内容。

  共享。这是孝道文化新理念的重要内容。老年人曾经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他们退出生产领域并成为消费者以后,除了要从制度上保障他们的生活以外,还要确保他们共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使他们的生活水平和其他人群同步得到提高。建立孝道文化新理念,把共享作为一个重要内容是赋予传统孝道文化活力的逻辑要求。

  和谐。这是孝道文化新理念的人际环境。孝道文化在根本上是调整老年一代和年轻一代的代际关系。在老龄社会条件下,年轻一代的所占比重将会减少,老年一代将迅速增多,代际关系的矛盾不可避免。如何调整代际关系,促进代际和谐,缓解社会矛盾,孝道文化是一个行之有效的粘合剂。代际和谐,是新时期孝道文化的最高境界,也是联合国提出的建立“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社会的重要目标。

  孝敬、平等、保障、共享、和谐这五个方面相辅相成,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共同构成孝道文化的新理念。社会在进步,人的意识也在进步。要发挥传统孝道文化的积极作用,就应坚持与时俱进,促进传统孝道文化的时代化、社会化,使孝道文化永远散发灿烂的光辉,永远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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